朱邦芬用两个“史无前例”描述了当前我国科研诚信的现状，一是随着社会整体大环境的急功近利倾向与道德水准滑坡，拥有各种学术头衔带来的利益与学术不端行为低风险之间的反差，导致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涉及面之广及严重程度史无前例；二是由于国家科技投入大幅增加、互联网自媒体传播广、速度快等特点，人们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史无前例。
每个国家都有科研诚信问题，而我国尤为严重。
朱邦芬指出，这主要表现在，严重学术不端的重大典型案例调查很不彻底、惩处力度小；严重学术不端如黄禹锡之流在韩国刑满释放后在中国仍有市场；虚假同行评审业已危及学术期刊和学术评价的立身之本，然而至今尚未见到国内期刊对此的揭露；许多官员和学术界领袖存在学术诚信问题，国内一流高校炮制了大量真的“假学位”。
近年来，虽然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重视学术诚信问题，但学术不端行为频发仍未得到遏制，仅在2018年我国就发生多起“学术大地震”。
朱邦芬认为，要对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真正做到“零容忍”，首先要区分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不当行为。
国际上通常将学术问题分为三类：负责任的科研行为、学术不当行为、学术不端行为。
“我们国家的很多条例、处理办法等规定中常把学术不诚信的问题都称作学术不端，但我们有必要把学术不当与学术不端行为加以区分，否则打击面太广，有时反而无法严厉打击真正需要惩处的严重学术不端者”，他说，对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，要真正做到“零容忍”，尤其是对有“头衔”的人和影响大的典型案例，而对于学术不当行为，应以教育为主。
其次，应适当淡化名利与“帽子”之间的关联。
“我们现在名与利绑得太紧，一个科研人员拿到了’帽子’，各种好处待遇就接踵而来，有‘帽子’的和没‘帽子’的待遇差别太大，实际上鼓励一些人铤而走险，犯下学术不端错误。”朱邦芬认为，目前各部门各种奖励过多过滥，应合并“同类项”，改进评价体系，不要重复奖励，让学术荣誉与个人物质利益适当分离，让研究人员精力回归到科学研究。
再者，需要加强处理学术不端事件部门的建设，充实调查处理学术不端的队伍，高校、研究单位和学术期刊都应有专人负责调查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事件。
朱邦芬说：“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和单位学术委员会，有各种条例、细则和规范，然而设有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却很少，落实不到位，很多事件揭露出来后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就推给下属单位处理，这样往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最后不能给出一个恰当的处理意见。”
最后，他还提到，研究人员，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，要加强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学习和教育，减少由于不懂学术规范而引起的科研不当行为。
“千万不要低估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危害性！守住社会道德伦理的最后底线。”朱邦芬强调。
